中國投資是否過度？這已經成為市場爭論的一個焦點。與此高度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本輪中國經濟的放緩，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的？
很多人認為，由于資金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廣州瑞豐注冊香港公司]中國經濟正在出現結構性的放緩，但如果梳理一下中國經濟放緩的脈絡，這結論則顯得過于草率。
首先，本輪經濟放緩，固然存在外界因素，也有一些結構因素(人口紅利的喪失，工資和成本的上升)，但更重要的是房地產市場的明顯降溫，其背后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而5月以來，房地產成交量開始明顯上升，價格也開始企穩，并有反彈之勢。如果這一趨勢延續，則表明居民對房地產的需求仍十分強勁，政府通過調控僅僅達到了“暫抑需求”的目的。
從工業增加值看，今年以來放緩最為明顯的是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等重工業，而這些行業無不與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高度相關。而剖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又可發現，受創最嚴重的行業，除房地產之外即是鐵路投資。從資金來源來看，私人和企業投資仍保持在高位，而政府投資則大幅下滑百分之十左右。
這表明，很大程度上放緩是政府有意為之，即通過調控房地產減少自身投資，并達到收縮經濟的目的。去年開始的高通脹，令官方對經濟過熱高度警惕，主動減少了投資。數據表明，與往年不同，去年整體財政存款顯示收縮流動性的跡象，控通脹的意圖十分明顯。
控制通脹和控制資產價格上漲，最終導致經濟放緩，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不應算作“結構性放緩”。
當然，中國經濟的確存在“結構性放緩”因素：一是資金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二是環境成本的上升;三是社會分層加劇導致的社會摩擦;四是投資與消費在GDP中占比失衡等。
對比一下真正陷入結構性增長困境的歐洲和美國經濟，可以發現明顯差異。歐美面臨的是政府債務高企，貨幣政策已無放松余地，只能依賴量化寬松，而民間資本卻仍缺乏投資熱情。其結構問題，已造成傳統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失效，這樣的結構性放緩是致命且難以挽回的。
相信即使強調中國經濟“結構性放緩”的觀點，也認為中國經濟至少能保持7%以上的經濟增速，而這一數據仍然非常可觀。同時需要注意的是，10年前，中國經濟總量僅為10萬億元人民幣，每增長10%意味著新增1萬億元人民幣的財富;而到2011年，中國經濟總量已達47萬億元，即使增長5%，也意味著將近 2.4萬億元的財富。對全球經濟來說，意味著中國的需求將十分關鍵。
如果得出中國經濟不是“結構性”而是“周期性”放緩，其背后是政府調控在起作用的判斷，那么也意味著，如果財政和貨幣政策積極放松，那么中國經濟將能很快實現周期性復蘇，同時，由于此前的調控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壓抑了需求，而經濟一旦反彈，其力度可能超出我們的想象。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與中國的政策和政治周期存在著一定的暗合。
亞洲開發銀行近期一項研究也表明，如果中國人均GDP 以 PPP（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1.7萬美元(大約在2015-2017年)，在缺乏經濟結構改革的情形下，中國經濟才會面臨嚴重的結構性放緩。
以上的分析也表明，短期內中國依然面臨著周期性下行而非結構性下行的壓力，這也從另一方面表明，未來數年中國經濟的周期性反彈，仍然需要投資的拉動。同時從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來看，中國的投資事實上仍然有較大空間。
按照很多國際組織的相關研究，中國目前的人均資本存量大約為1萬美元（按2005年不變價格），而日本的人均資本存量則大約達到了14萬美元，美國則為10 萬美元左右。這樣的比較也清晰地表明，中國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資（包括人力資源的教育投資和研究以及發展經費的投入）來提供整體經濟發展的效率，并以發展為未來的改革提供堅實的經濟條件。
同時，很多不贊同中國繼續加大投資的觀點，其實并非認為中國不需要投資，而是認為長期以來由于地方政府主導投資，由此導致的地方政府債務存量過大，導致嚴重的金融風險，同時政府主導投資也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貪污和浪費。這樣的一些觀點，在很大程度上無關經濟，但與現行經濟體制有關。這些問題其實可以使用經濟的手段予以緩解。
筆者認為，中國可以考慮引入債券融資來緩解資金壓力并對投資行為加以約束和管理。在這樣的過程中，中國也應該允許地方政府進入債券市場融資。
允許地方政府進入債券市場，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和資產的期限錯配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主要集中在銀行端，同時融資期限較短，一旦債務償還壓力集中爆發，可能導致地方政府出現嚴重的流動性問題。
事實上，地方政府的總體負債率并不高，也擁有著長期穩定的稅收和其他收入，這意味著如果將其債務期限拉長，并允許其在債券市場上作更多中長期限的融資，其面臨的“期限錯配”問題將大為緩解，同時中國經濟的整體金融風險也會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的投資項目本身也能創造出收益和穩定的現金流，這也意味著只要將債務周期拉長，投資項目本身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覆蓋其到期債務，并在還款期結束后創造出較好的經濟效益。
此外，對地方政府來說，進入債券市場也意味著其需要接受市場投資者和評級機構的公開監督，這在很大程度上將形成對其行為的“硬約束”，這不僅有利于減少投資當中的腐敗貪污，也有利于讓市場“用腳投票”來決定是否允許地方政府作相關投資。
從實際操作來看，地方政府向市場公開其資產負債狀況，同時公布投資項目的資金流向、投資目的以及預期收益率，市場和評級機構對其本身的負債情況加以分析，同時對其項目作可行性分析，以此判斷其風險，并得出相應的收益率水平。
在項目過程中，市場可以通過動態監測來選擇買入或者賣出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從而約束地方政府的行為，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也需要通過不斷與市場溝通，來達到雙方的良好和理性溝通。
將以上這些因素分析綜合，[深圳瑞豐注冊香港公司]筆者認為，貿然斷定投資已經過度，地方政府不可再主導投資的觀點，事實上有些武斷。理性和可行性分析可以顯示，中國投資（固定資產，人力資源，研究與開發(R&D)）仍然大有可為，但在未來的投資進程中，更多引入市場和監督力量，逐步促進中國決策機制的改革，在周期性上升的經濟周期中，逐步化解結構性放緩的體制性矛盾，才是可取而科學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