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社會融資規模與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構成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兩個重要指標，前者為中間目標，后者為傳導工具。因此，今后要掌握貨幣政策調控的新動向，就要熟知這兩個指標。至于未來貨幣政策工具使用，在通脹壓力猶存、房價反彈壓力未減的形勢下，逆回購仍將是當前央行最倚重的流動性調控工具。但如有必要，央行仍會使用降準或降息的措施來提振經濟。因此，經濟運行出現的積極變化以及充足的政策“彈藥”，將成為資本市場深化發展的重要條件。
貨幣政策調控方向：要看社會融資規模的“臉色”
社會融資規模與Shibor構成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兩個重要指標，[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前者為中間目標，后者為傳導工具
經過一年多的正式運行，現在社會融資規模已經成為了宏觀調控的新指標。而經過五年多的建設培育，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也基本確立了我國貨幣市場基準利率地位，成為傳導貨幣政策、反映市場利率變動的重要指標。當前，社會融資規模與Shibor構成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兩個重要指標，前者為中間目標，后者為傳導工具。因此，今后要掌握貨幣政策調控的新動向，就要熟知這兩個指標。
社會融資規模因勢因時而生
2010年12月和2011年12月兩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2011年3月和2012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中均提出“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2011年起，央行正式統計和公布社會融資規模數據。經過了一年多時間的運行后，社會融資規模正式成為我國宏觀調控的新指標。
概括地說，社會融資規模成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中間目標是因“勢”因“時”而生的。
近年來，我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金融結構多元發展，金融產品和融資工具不斷創新，證券、保險類機構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加大，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貸款表現出明顯替代效應。央行調查統計司負責人表示，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規模。
央行于今年9月13日發布的《2002年以來社會融資規模月度數據》和《2002年以來社會融資規模年度數據及結構》，就真實的反映了這種情況。
從央行發布的這兩組數據看，2002年到2011年間，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由2萬億元擴大到12.83萬億元，年均增長22.9%，比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增長率高6.1個百分點。2011年社會融資規模與GDP之比為27.1%，比2002年提高10.4個百分點。
數據還顯示，2011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47萬億元，是2002年的4.04倍；除人民幣貸款外的其他方式融資為5.36萬億元，是2002年的32.7 倍，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41.8%，比2002年上升33.7個百分點；2011年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合計融資1.80萬億元，是2002年的18.1倍；合計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14.0%，比2002年提高9.1個百分點；2011年實體經濟通過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從金融體系融資合計達2.53萬億元，而在2002年這些金融工具的融資量還非常小；2011年小額貸款公司新增貸款1934億元，比2009年增長 1.5倍，相當于一家中型股份制商業銀行一年的新增貸款規模。
從以上數據對比看，2002年時除人民幣貸款外的其他融資占比很小，當年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91.9%，其他融資占比僅為8.1%，統計社會融資規模的意義不大。但是到了2010年情況完全不同了，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下降至60%以下，并且隨著金融創新快速發展，未來人民幣貸款占比有可能更低。因此，為了提高金融調控的有效性，必須同時關注人民幣貸款和其他方式的融資。
這是社會融資規模的因“勢”而生。
社會融資規模又是因“時”而生的。社會融資規模是對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反思的產物，符合危機后加強宏觀調控和綜合、統一的金融監管的新要求。在現代金融體系中，銀行與資本市場聯系密切，信用過程很多發生在銀行體系之外，存款性公司資產負債表不能完全反映貨幣信貸創造過程；資產負債期限轉化職能不僅發生在傳統商業銀行，而且發生在“影子銀行”等其他形式中。如果宏觀審慎管理范圍過窄，大量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市場和產品游離在外，它們都可能成為系統性風險的重要來源。
貨幣政策調控的新指標
目前，社會融資規模已經成為了貨幣政策調控的中間目標，而Shibor則已成為傳導貨幣政策、反映市場利率變動的重要指標。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認為，社會融資規模同GDP、消費價格指數等經濟指標更加密切，因此社會融資規模取代人民幣貸款成為監測目標，具有合理性；而利率、基礎數據與社會融資總量關系，也好于與人民幣貸款的關系。他解釋，從計量模型得出，社會融資總量與CPI的關聯度為0.65%，而人民幣貸款與CPI 的關聯度為0.54%，可以看出社會融資總量與CPI指標關聯度更高。
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調查統計處處長陳滌非認為，以新增人民幣貸款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存在三個問題：一是中央銀行對貸款增長的可控性不強；二是貸款增長與經濟增長和物價變化的相關性減弱；三是因商業銀行規避貸款總量調控而使得貸款數據的變化存在非正常波動，影響決策者的正確判斷。前兩個問題使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障礙，政策傳導效率下降，第三個問題則使得政策實施中的反饋信號有所失真，誤導了決策。這些問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效果。
簡單地說，金融調控如果只盯著貸款就會造成“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
與貨幣供應量、信貸規模等指標相比，社會融資規模能更準確、更全面地反映全社會的融資狀況和流動性水平。社會融資規模不僅能從總量上反映金融系統性風險，還能反映金融風險在不同金融機構、不同金融市場之間的傳導，從而有利于強化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的監管，最終達到防范整個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目的。
“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了“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的要求。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是以保持經濟平穩發展和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為根本目標的宏觀調控政策。
社會融資規模基本涵蓋了整個金融體系，符合宏觀審慎管理的要求。與貨幣供應量、信貸規模等指標相比，社會融資規模能更準確、更全面地反映全社會的融資狀況和流動性水平。加強對社會融資規模的監測，有利于宏觀調控部門加強金融體系穩健性監測分析與評估，有利于實施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和維護金融穩定。社會融資規模不僅能從總量上反映金融系統性風險，還能反映金融風險在不同金融機構、不同金融市場之間的傳導，從而有利于強化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的監管，最終達到防范整個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目的。
而從2007年開始推出的Shibor，經過五年的發展，已經能夠準確反映貨幣市場資金供求情況，成為金融市場各種產品定價基準，并得到市場的普遍認可，以Shibor為基準的金融產品發展與創新不斷取得新進展。
據統計，2011年以來的金融市場交易中，73%的貨幣市場交易有報價行參與，全部的固息企業債、31%的固息短融和17%的浮息債發行以及45%左右的衍生品交易以Shibor為基準定價，同業存款、票據業務和理財產品定價也廣泛參照Shibor。隨著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日益擴大，Shibor亦逐步被運用于境外人民幣產品定價。
經過一年多的運行，[杭州瑞豐注冊香港公司]社會融資規模這一指標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新指標，以前只重人民幣貸款的分析模式也需要做出改變，否則做出的判斷就會與央行的判斷相背離。同時，Shibor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傳導工具，反映著市場利率變動情況，可以看作是貨幣政策調整的先行指標。掌握了這兩個指標，才能跟上央行的調控節奏，不至于在方向判斷上出現大的偏差。 
